公文者，因工作而行的文字。因为这是具体事务，通常由公务人员来做。在封建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，后来又叫书记、文案、幕僚、秘书之类。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，精于此道，研究此道，时间长了这也就成了一门学问，出了不少人才，留下一些名文。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徵；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，曾为徐幕僚起草了著名的《讨武曌檄》的骆宾王；直到蒋介石的“文胆”陈布雷。总之，这些公文之类文章，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。但毛泽东与人不同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，依马草军书，撒豆成兵。进入建设时期，各种情况送达，案牍如山，他又批示、拟稿，甚至还亲自理稿子、写按语、编书。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。半是军情、政情所迫，他的亲政、勤政之习；半是才华横溢，文采自流。
第一点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亲自动手，不要人代劳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毛的公文文章是领袖水平，不是秘书水平。
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，如决议、通知、指示、决定、命令、电报等等。现收入四卷《选集》和五卷《文集》中的共约348篇。毛是把“亲自动手”作为一项指令、一种要求、一个规定，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。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，并以身作责，率先垂范。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《关于建立报告制度》中要求：“各中央局和分局，由书记负责（自己动手，不要秘书代劳），每两个月，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。”1958年起草的《工作方法六十条》第38条规定“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”，“要以自己动手为主，别人辅助为辅”。
为什么强调“亲自动手”，事关勤政敬业，事关党风。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。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，是为民的公仆，况且所干之事大多为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必须边调查研究，边行文试行，边总结提高。公文是工作的工具，是撬动难题的杠杆，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。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，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。领导人的才干、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，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。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，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，指挥了三大战役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夺取政权靠枪杆子，更靠笔杆子。笔杆子是战略、策略、思想、方法；枪杆子是实力、武器、行动。毛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。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，而从一定程度上说，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。他从不带枪，却须臾不可离笔，天天写字行文。在指导公文方面毛甚至殚精竭虑，不厌其烦，经常提醒工作人员：“校对清楚，勿使有错”，“打清样时校对勿错”，还经常为亲自为公文改错。
1953年4月毛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，便写信：
尚昆同志：
第一页上“讨论施行”是“付诸施行”之误，印错了，请发一更正通知。
毛泽东四月七日
1958年6月《红旗》杂志第一期刊登毛的《介绍一个合作社》，毛发现多了一个“的”字，即写信：
陈伯达同志：
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“的”字。其它各篇，可能也有错讹字，应列一个正误表，在下期刊出。
毛泽东六月四日
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，阅初稿时毛指出11页2行、13页13行各有一错。经查是李商隐《马嵬》中的“空闻虎旅传宵柝”错为“奉旅”；韦庄《荷叶》中的“花下见无期”错为“花不”。
这好像不可理解，不该是大人物去干的事。但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毛泽东、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。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。第一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，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，又很平常。语言专家季羡林先生也常说不要羞于查字典。真是大声希音，深水不波。而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，不肯亲为公文，却又爱寻词觅句，去做作秀文章。
第二，公文是实打实、一对一地工作指导，直接办公，要想一想是给谁看。必须准确、平实，禁用空话、套话。
公文属应用文、实用文之列，首先的要求是实用，陈言务去，不要套话，直指核心。如果说毛的讲话文章，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，这一类则是实打实、一对一地工作指导，直接办公。公文不是用嘴，是用笔，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，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。所以一要准确，二要平实。准确，就是说出你的思想，你的要求，一针见血，到底要干什么。战争时期，形势瞬息万变，建国初期，百废俱兴，都容不得半点含糊。平实，就是有什么说什么，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，不要东拉西扯，穿靴戴帽。同样，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。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《中央关于纠正电报、报告、指示、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》中特别加了一段“一切较长的文电，均应开门见山，首先提出要点，即于开端处，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(现代新闻学上称为‘导语’，亦即古人所谓‘立片言以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’)，唤起阅者的注意，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，不得不继续看下去。”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你想解决什么问题。他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说“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，就要看对象，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、演说、谈话，写字是给什么人看、给什么人听的，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，不要人听。”
以毛草拟的这份电报为例：
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
（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）
此次再克洛阳，可能巩固。关于城市政策，应注意下列各点。
一、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，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，不要牵连太广。
二、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，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。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、省政府、县市政府经营的，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，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。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，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，照常开业，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。对于这些工商业，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，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。如国民党人已逃跑，企业处于停歇状态，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，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，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，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。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，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。
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，则不在没收之列。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，严禁侵犯。
三、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。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，由民主市政府依法处理。其罪大恶极者，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。
四、入城之初，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。在战争时期，能够继续生产，能够不减工时，维持原有工资水平，就是好事。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，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。
五、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。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，人心已经安定，经过周密调查，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，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。
六、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，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。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，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。不要提“开仓济贫”的口号。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。
七、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，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。
八、一切作长期打算。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，禁止大吃大喝，注意节约。
九、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。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，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。城市已经属于人民，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。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，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，那就是完全错误的。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4卷1266页）
全文900多个字，条分缕析，将我党进入城市后遇到的新问题、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，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。
不要以为准确、平实是起码、简单的要求，人人都能做到。而实际情况是平实最难，正如真人难做。官场的通病是官一当大、当久了就有架子。这“架子”一是为掩饰自己的空虚、低能；二是有意形成一个框子、套子，既能套住别人，自己又可偷懒。无论一个团体、政党还是政府，当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时，领导者是最好驾驭的，但这个团体、政党、政府也就老了。与这个“老”相配套的就是空话、老话、套话，写文章就拿腔拿调。韩愈、欧阳修反对的时文是这样，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，延安整风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。党老则僵，政老则虚，师老兵疲，文走形式，这是政治规律也是文章规律。
第三，文章、文件尽量要短。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，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，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。
毛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说“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，但是没有什么内容，真是‘懒婆娘的裹脚，又长又臭’”“现在是战争的时期，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，写得精粹写。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，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，后方也唤工作忙，文章太长了，有谁看呢？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。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，送来了，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。可是怎么看呢？长而空不好，短而空就好么？也不好。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。但是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，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，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。”
毛说的长文之风，现在已是见怪不怪。一个不管什么活动的通知，也要“指导思想”“宗旨”“目的”“内容”“组织领导”等等，一段一段地套。好像长江大桥，前后引桥很长，而就是一步可跨的小河，也要修这么长的引桥。文风日下，文字日长!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，最长的一篇《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》不过800字；党中央撤出延安、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，只发了两个文件：一个指示，一个通知，加起来700多个字。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：“三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三十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，从那时起，为了反对内外敌人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”只有122个字，英雄不朽，文字不朽。文革后期，知青问题成了一大社会难题，这是毛当初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所始料不及的。为推动解决问题，也是一种表态，毛给反映问题的人回了一信，并公开发表，信只有个34个字：“李庆霖同志：寄上三百元，聊补无米之炊。全国此类事甚多，容当统筹解决。”就是这34字的信，开始了知青运动的转折。
现在是和平时期，屁股后面没有枪声，我们就更喜欢喝着茶开会，摆开架子念报告，传达一个文件，动辄上万字。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。真正有权威的上级机关或个人是从来不须多言的。只有无权威时才拉旗扯皮，虚造声势，才要长文。而文章一长，人们不读不看等于没有写。明知无用为什么还要写，要发呢？因为是公文，是权力文章，在滥用职权，而职权滥用的结果是脱离群众，脱离实际，政治腐败。什么是政治？孙中山说是治理众人之事，毛泽东说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的，失去了人众（听公文、执行公文的人），失去了人心，就党亡政息。历史从来如此。又长又空的文风是亡党毁政之兆，也从来如此。魏晋的清谈，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证。
第四，尽可能生动，多一点美感。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，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，因而免于早上天堂，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？
文字写作是一个庞大的体系，公文在修辞学上属于消极修辞，最讲平实，亦很枯燥，但毛泽东写公文也力求生动。他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，于鲜明、准确、实用之余，居然还有几分潇洒，这又见出他文人气质的一面。
一般来讲，公文写作要求明白，简洁，不一定求美，但是你不能折磨人。这就像吃饭，不一定是多么好的美味，但你不能总往饭里掺沙子，这谁受得了？作为最高领袖，毛每天要看多少公文，你老折磨他，他也是要发脾气的。1958年9月2日，他批示《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》时震怒了：“我读了两遍，不大懂，读后脑中无印象。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，聚沙成堆，缺乏逻辑，准确性、鲜明性都看不见，文字又不通顺，更无高屋建瓴、势如破竹之态……。讲了一万次了，依然纹风不动，灵台如花岗之岩，笔下若玄冰之冻。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，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，因而免于早上天堂，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？”（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）在毛泽东眼里，公文要起调动情绪、统一思想、指导工作的作用。怎样才起作用？除内容外还靠语言的生动，靠美的感召。他说“修改文件，字斟句酌，逻辑清楚，文字兴致勃勃”，使人看了“解决问题，百倍信心，千钧干劲，行动起来”。公文主要是说事、说理，但也不完全排斥形、情、典，用得好事半功倍。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，自古实行文官政治，先过科举再当官，到当上官时文章大都过关，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，传为隹话。李密的《陈情表》是一封写给皇上的当官拒绝的信；丘迟的《与陈伯之书》是一封两军阵前的劝降书；魏徵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是一份议政的奏折。都是长选不衰，留存于文学史的。现存于《选集》《文集》中毛的约348篇公文中亦有不少美文。如《祭黄帝陵》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》等。在《宣言》中毛说：“总而言之，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，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。到了今天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，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，盼望本军从速反攻，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。这是绝妙的用典，用蒋在抗日声明中的名言来打蒋的耳光。再如这样的句子：“本军全体指挥员、战斗员同志们！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，我们应当积极努力，完成自己的任务。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，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，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，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”。这是号召，是动员，也是抒时代之情。
时势异矣，伟人不再，如今，要在公文中找几篇美文几乎不可能了，毛泽东恐怕是共产党公文中“最后的贵族”。